原文作者：Nikki Forrester

美国两家非营利组织的一份报告[1]显示，世界各地的研究生需要更多支持以应对他们正在经历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和焦虑。这些问题的发生率令人担忧。

这项研究是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CGS）和Jed基金会（JED）合作完成的。JED的首席医疗官Nance Roy表示，基金会致力于保护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情绪健康，并希望调查美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上升趋势。她说，几乎没有针对性的方案或政策来缓解这些问题，“我们希望在报告中聆听研究生们的声音，但是不想让他们来承担变革的重担。”

CGS主席Suzanne Ortega表示，该组织代表着美国、加拿大等地约500所大学，当委员会意识到其成员大学开始关注学生遇到的心理健康问题时，曾设法寻求解决办法。Ortega说，这些大学也“在寻找资源和指导”。

许多研究生在工作中感到心力交瘁，却无处寻求帮助。图片来源：Getty

CGS-JED的报告明确了研究生面临的重重挑战，比如导师指导不力、无法获得心理咨询服务以及缺乏学术之外的职业培训。这份报告还敦促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校园社区成员改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修订请假政策以及为教职员工提供指导培训。

比利时根特大学心理学和法学研究员Katia Levecque表示，初级研究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与他们需要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赢得资助、发表文章以及找到教职等巨大压力有关，而这一问题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她说，“学术界的心态是不接受失败，也不认为非学术性工作是一种选择。”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它早在疫情之前就存在了。Levecque参与的一项2017年的研究[2]表明，三分之一的博士生有罹患精神障碍的风险，尤其是抑郁症。

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些发现。2020年，印度科学传播公司开科思（Cactus Communications）发布了对13000名初级研究员进行的一项心理健康调查[3]。这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38%）的受访者经常因工作而感到心力交瘁。在开科思的一项后续调查[4]中，欧洲的一位匿名博士生表示，以坦诚开放的态度对待学术界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一步。

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开始在有关心理健康的讨论中发声：他们讲述自己遇到的心理问题，并表示仅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

许多初级研究员都在充满不确定的时期与焦虑作斗争，Arildo Dias就是其中一员。他于2013年在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获得植物生物学博士学位，并于201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无薪客座研究员，直到现在。他的妻子在那所大学获得了博士后职位。“双方既能留下来又都能找到有薪水的工作，这样的地方实在太难找了。”他说，并指出，新冠疫情导致很多工作机会受限，“这干扰了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曾经计划组建自己的家庭。”

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一连串的身心健康问题。他说，“我们总是在思考未来，由于只能获得短期聘用合同，人生没有安全感，充满了焦虑和压力，担心自己做得不够或者应该要做更多。”

许多初级研究员都在充满不确定的时期与焦虑作斗争，Arildo Dias就是其中一员。图片来源：Somayeh Shadkam

重重担忧迫使这些早期科研人员长时间工作，牺牲掉实验室外的闲暇时光和生活中的其他追求，为工作让步。《自然》2019年发布的全球博士生调查报告[5]显示，76%的人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近40%的人对工作与生活的不平衡感到不满。

Anindya Ganguly是印度加尔各答管理学院的一名博士生，从事工作环境中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他有时会连续工作18个小时来准备两个课程的简述报告，这为他的健康埋下了隐患。“博士学习的前两年，除了学习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你知道自己任何时候稍加懈怠，就会出局。” 他说。

攻读博士学位产生的焦虑再加上睡眠不足严重影响了Ganguly的心理健康。“我会哭着给我爸打电话说，‘我压力太大，受不了了，睡不着觉，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但同时，我热爱研究，希望成为一名博士。”

Ganguly说，在2020年3月的疫情期间他感受到了极度隔绝和孤独，这也是世界各地研究人员的普遍经历。随着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攀升，大学关闭了，Ganguly也回到家中。家里不能上网，并且由于旅行限制，Ganguly的家乡要到2020年6月才能安装互联网服务。此外在封锁期间，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他的家乡，导致手机服务中断，他无法与朋友和家人联系。“我真的完全崩溃了，不想起床，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说。

六天后，电力和通信恢复正常，Ganguly联系上了他的导师，导师帮助他度过了封城时期。他说，“我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在精神上支持我，让我去锻炼，晒太阳。过去我不太愿意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我的导师。但是时间长了，我逐渐意识到他是我可以信赖的人。”

尽管一些研究人员有导师和同事的支持，可以分享自己的痛苦经历，但是一些处于恶劣工作环境中的人却经历了更严重的心理问题。《自然》2019年发布的全球博士生调查报告显示，2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攻读博士期间经历过骚扰或歧视。报告此类经历最多的是女性和少数族裔受访者。一项对美国科学家的调查显示，来自性少数群体（LGBT+）的科学家也更容易经历骚扰和职业发展障碍（参见Nature https://doi.org/gjqq; 2021）。

Clara Giachetti于2020年获得了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CONICET）海洋生物及生物学研究所的博士学位。她在读博期间和研究所里处于不同职业阶段的其他女性一起，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其所在研究所的女性面临的心理暴力、偏见和其他困难的认识。她们进行了一项调查，要求女性受访者评论和描述她们在工作中感到不安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回答打印出来并张贴在研究所的墙上。

Giachetti和她的同事们还建立了一个让女性可以讨论那些可怕经历的安全空间，开办了一所幼儿园，并为有婴幼儿的科学家预留了一间母婴室。“这一切都始于我们将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可视化。” Giachetti说。

尽管问题往往都出于渴望做出一番成就，初级研究员遭受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可能会大相径庭。Fara Rigolle是根特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生，同时也辅导着硕士生。她发现自己常常将自己的进度与那些进度更快的同事们进行比较。她说，“我知道其他人并不期待我能无所不知，成为专家，但有时候我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

当一名同事向Rigolle描述“自我能力否定倾向”（impostor syndrome，又称“冒充者综合征”）时，她意识到这些症状在自己身上都有体现。“问题就是你会一直质疑自己。”她说，“而这是一场持续的战斗。”

认知心理学家Ewa Pluciennicka是PhD Success的创始人，这是一个为全球博士生提供咨询和同伴支持的在线平台。图片来源：Anna Zhang

“自我能力否定倾向”也会消磨掉生涯早期科研人员的斗志（参见Nature, 591，489-491；2021）。Mariana Murillo Roos曾在2018年刚开始读博时质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从事研究，是否属于这里。为了克服对落后和孤独的担忧，她每天工作12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她说，“工作就像是可以逃离悲伤的避难所，因为它是我可以控制并能全身心投入的事情。我也希望能觉得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

Murillo Roos从哥斯达黎加来到德国的耶拿微生物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她不会说流利的德语，也很难适应新的文化。而仅持有签证也让她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她说，并希望在德国获得的博士学位能够使她未来更容易地在欧洲其他国家找到工作机会。“但你还是需要签证，而这取决于你的研究进展。”

虽然人们鼓励她休假，但Murillo Roos仍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休息。然而，她并不推崇这样的工作模式。“因为累得头昏脑胀，我搞砸过很多次。奋力工作是可以，但这会有风险。某个时刻可能就会达到崩溃边缘。”

Keerti Pendyal在2017年被诊断患有临床抑郁症。他在印度加尔各答管理学院攻读博士期间也经历了几次崩溃。他说，“读博第一年我离婚了，这对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打击”。此后他休了一年病假。

Pendyal重返校园主要是因为无处可去，只在那里有一个可落脚的房间。他回忆道，“回来后我仍然身处黑暗之中，有时候一天睡20个小时。”一名学生代表和他的搭档帮助他度过了这段艰难时光，他们经常坐在他身边陪着他，从不强迫他说话。他还养了一只狗。

Pendyal回到学校后立即让导师给他推荐了一位心理医生，并开始会面。他说，“那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之一。我意识到我不能再忽视我的心理健康，而是要平衡它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参见“如何保持心理健康”）

一些研究人员会因为羞耻感或者不了解求助渠道而不去寻求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我希望大学和学院对可用资源更加开放。” Pendyal说，“即使在我们的研究所，我们也得不断地催促行政部门，让他们转发文件，告诉学生学校里有一位心理辅导员。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

在CGS-JED的联合报告里，许多博士生提及了难以获得相关支持的问题。心理咨询中心通常在下午5点后关闭，周末也不开放，因此那些忙于上课、教学和研究的人接受心理咨询的机会有限。一些博士生也担心会在咨询中心遇到他们的本科学生或者一起工作的本科生。JED首席医疗官Roy表示，财务紧张也让一些博士生不愿意寻求治疗。

倡议者们表示，大学和科研机构应当给研究生提供自我关怀的课程。欧洲科技合作计划（COST Action）研究员心理健康观察站（ReMo）是由来自31个欧洲国家的120名研究员发起成立的，旨在解决学术界的心理健康问题。“通常，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只要你能处理好，就没问题。” 该观察站的主席Gábor Kismihók说，“我们必须了解如何照顾自己，但这不并是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的。”

Levecque认为，一些大学单独为研究生开设了瑜伽、冥想和时间管理研讨会等有针对性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治标不治本，忽视了造成学术界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这就好比开着水龙头拖地，永远拖不干净。”她说，“个人可能会更坚韧乐观，重新获得动力，更好地计划自己的工作，但是损害心理健康的结构性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Levecque表示，这些针对个体的课程还可能会造成“谴责受害者”的心态。Dias同意，许多心理健康问题是由学术界的结构性问题引起的。“我们总认为这是个人的问题，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根植于学术文化和学术体系的设置方式。”

Levecque告诫道，如果学术机构和利益相关者无视造成早期科研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他们将无法留住这些人。“他们会输掉这场人才之战，就这么简单。如果其他工作薪水更好，前景更广阔，能让人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那他们为什么要留下来？”她说。

开科思2020年的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科学家们希望学术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营造一个更包容的环境，确保工作与生活的良好平衡，并跳出“不出版就出局”[4]的文化怪圈。Giachetti 说，“我们需要表明，度假、休息、退休、暂时没有成果都是正常的。”

持赞同观点的人认为，例如，实验室负责人可以在工作时间和休假方面给予研究生和博士后更大的灵活性。学术机构也可以实行一些政策，允许研究生可以没有经济负担地休假。因为博士生经常获得教学或研究津贴，他们的收入与其学生身份息息相关。CGS–JED联合报告建议学术机构修订研究生休假政策，允许学生在离校应对心理健康问题可以继续攻读部分学业。

这份报告还指出，初级研究员往往缺乏指导，因此我们更应关注研究员本身而非他们的学术成果。Dias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不是机器。”他建议，实验室负责人应当询问研究员的感受以及他们的职业目标，而不仅仅只是研究成果。

奥尔特加说，“我们创造了一个竞争极度激烈的环境，却缺乏对下一步如何做的指导，也没有思考如何引导人们为全方位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CGS呼吁开展职业发展计划，帮助初级研究员获得沟通、领导力、冲突解决以及创业方面的技能。

倡导者还表示，骚扰和歧视会给研究员带来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学术机构需要制定应对的政策。在开科思的那项后续调查中，近四分之一（23%）的受访者希望学术机构采取措施，促进平等，防止骚扰、歧视和欺凌。

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心理健康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可能的解决办法在不断增加，对持久的结构性变革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Giachetti说，“我们一直在讨论学术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怎么改进。我们需要把讨论的东西付诸实践。”